国内最大的性用品制造商之一，温州爱侣保健品公司，有可能得到深创投3亿元投资。这一条消息将使人们长期以来的印象发生明显的变化——遍布大街小巷的“成人保健”狭窄的店面和廉价的红色串灯让这一行业看上去鬼鬼祟祟。
20年来，这些成人用品的提供者默默地改变着中国人的性观念，并且改善了使用者的性生活品质。而这一行业至今没有国家标准的事实，显示其从业者的压力有多大。
改变得还不够。与欧美国家相较(据说其40%以上的成人使用振动器)，中国人还不能坦然把性用品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能确定，他们并非对此毫无兴趣。而国内大量的低劣产品制造者也对这一行业造成伤害。
目前，全国性用品行业的年销售额大约数百亿元(有资料称为1000亿元)，其中，避孕套品类占三分之一。全国有500家生产企业和大约20万家线上线下零售店，制造和销售均相当分散。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天然适合网络销售的性用品行业也引起了投资界的注意，但少有投资案例出现：政策不明朗，规模不够大。
一直努力从代工向品牌制造商转型的爱侣公司是这一行业的榜样。在它的未来业务规划里，工厂的固定资产将不再做大的投入，融资将全部使用在品类扩张、渠道扩张、体系和品牌建设上，内销比例将提高至40%。
“儿子啊，这个公司我就交给你了，你要把它发扬光大。”2000年，当吴伟听到这句线岁，刚刚在老家温州举行过婚礼。
吴伟是长子。父亲吴振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算是一位传奇人物。早年间，他是温州市潞城电风扇厂的厂长。据说，温州的第一台电风扇就是他亲手造出来的。上世纪80年代初，作为第一批创业的温州人，吴辞职下海。他做过贸易，开过厂，也在上海做过电机生意。吴有技术专长，有管理工厂的经验，为人爽直活泛。据早年接触过他的人说，“酒量很好，喝了酒，能哭能笑，能说能闹，满脸通红。”
吴振旺是个强势的老头。虽然自己是技术出身，但他从来就没打算把几个孩子培养成上大学的工程师。吴辉排行老二，生于1970年。在他的记忆里，小时候父亲买卖做得不错，家里起了一栋四层小楼，是街道上第一个。初中时候起，他开始帮父亲的工厂安装送货，一个月能挣2000块钱。高中一毕业，他就跟大哥吴伟一起，跑到父亲打理电机生意。几年以后，父亲的一个下属卷款潜逃。吴家的生意和生计都陷于困顿。有传言说，当时吴家欠下外债2000万元人民币。
“资金链整个断裂。”吴辉回忆说，“到底亏了多少，我们也不知道。但总之，全面破产。”
1994年年初，吴振旺在温州看到一本名为《太阳与月亮》的杂志，上面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说，北京开了中国第一家成人用品商店。吴振旺动了心思。此时，他的电机生意欠下巨债不说，也一直在走下坡路。他带着两个儿子去了北京。
吴家父子发现，这家开办了一年、名为“亚当夏娃”的成人用品店，卖的产品非常简易，但价钱却很高。“简直不是产品的产品。”吴辉回忆说，“一个皮套加一个电机，绝对没任何的手感，批发价却都要100多。不过，这个成本却很高，因为量很少。”
任校国是亚当夏娃最早的一批供货商之一，也是中国最早从事成人用品制造的人，今年虚岁59。在他的家乡浙江省奉化市，甚至有这么一个言过其实的说法：“奉化出了两个校长，一个蒋校长，一个任校长。”很有可能，吴辉最早看到的“不是产品的产品”就出自他手。
任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曾经担任过当地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辞职下海，卖过复印机，管过纱布厂，还创办了一家名为“精益”的医疗器械公司，专门生产治疗男性前列腺疾病的仪器。1991年，中国还完全没有性保健品的概念，药店里只有避孕药和安全套。这时候，任校国抓住了一个机遇。他花了8600元人民币，托人从香港带回男用、女用各两只性器具，然后在自己的医疗器械工厂开模仿制。一开始，这些产品只能托关系在医院的泌尿科售卖，男用女用各两款，共600只，150块一个，不到一个月就卖光了。不过，就连任校国自己都承认说：“这些人工、人工，你只是粗一看很像，再仔细一看，其实根本不像。”
吴振旺很快意识到，自己发现了一块处女地。“亚当夏娃”一天能卖多少货，他并不清楚。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店里人多极了，有慕名而来看热闹的，有想进货的，有想开连锁店的，也有想来买药的，甚至有人拉着售货员的手不肯放，表达感激之情。吴振旺回到温州，把自己家房子抵押给银行，贷款120万元。他拿出其中50万，准备开店。
1994年12月9日，温州亚当夏娃性保健品店在隔岸路193号开业，是温州第一家性用品商店。1995年1月，长子吴伟在上海四平路28号开店。很快，吴振旺在温州成立了温州亚当夏娃保健品公司，并迅速在全国各地复制了20多家店铺。这些零售店生意很好，基本上投入10万元，一年就赚回来了。有些地段好的店面，回报率能够达到300%。吴辉至今记得，上海第一家店开业的第一天，销售额就有37000元，“门口排长队，保安全来了。”
吴振旺开过工厂，懂机械，明白任校国那些简陋的产品成本究竟几何。在开店的同时，他已经有了打算，预备把剩下的70万贷款投入研发，开一家制造工厂。他托人从日本买回来样品，在温州的一家玩具厂仿制。“当时，我们也不敢做得太像真的。”吴辉说。在有些老同行的记忆里，吴振旺当时的研发简直是偷偷摸摸。温州人好面子，因为怕人说闲话，他在工厂里做好样品，都是锯成一段一段地带出来，见客户的时候再拼起来给人看。
这种提心吊胆的行业主旋律一直延续多年。1986年，公安部曾经发过一个文件，宣布生产和销售跟性有关的物品(“淫具”)是犯罪行为。1994年，任校国在奉化自己的工厂里“传播淫秽物品”被捕。4个月后，有人托关系找到中国泌尿科权威吴阶平，以“医疗辅助健康用品”的名义，把任校国保了出来。吴阶平建议任校国：为了安全，你既然大部分产品卖给医院，可以去弄一个批准文号。任校国下了一番工夫，终于在1995年拿到了中国第一个性用品的医疗器械批准文号。
此后，性器具有了婆家。它被正式列入医疗辅助健康用品，生产和销售都要接受国家药监局审批和管理。
国家政策管制犹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也始终高悬在吴家父子头顶。他们每开一家新店，都会跟当地的计生委合作，缴纳一定的管理费，挂靠在其旗下。即便如此，温州的第一家店开业不到三天，就有电视台记者带着派出所的人来拜访，花了好一番工夫才压下去。等到吴振旺要开厂的时候，问题来了：怎么才能拿到省一级的批准文号?否则，这桩生意朝不保夕，早晚会黄。
7年前，吴振旺退休了。据说，他现在住在温州老家，忙于写书。他被吴伟吴辉父子“保护”起来，很少见外人。不过，爱侣公司从上到下，人人都特别乐于谈论公司第一代创始人当年的“壮举”。据说，当时吴振旺通过关系找到北京公安部，带着铺盖卷行李，一坐就是好几天。他是怎么办到的，他说了什么，我们已经无从打听。不过，所有人都知道，当吴振旺回到温州的时候，国家公安部已经废除了1986年的“淫具”文件。不久以后，吴振旺真的拿到了省一级的药器件准字号。一年以后，又升级为国家药器件准字号。
1995年上半年，吴家在温州市郊租了一间2200平米的厂房，开始正式生产性用具。这时候的产品，还没有后来那些跳蛋、转珠棒，只是男用女佣各两款简单的产品，并无技术含量，也谈不上有什么设备。不过，对于一个刚刚起步的市场，足够了。吴振旺把样品拿去给“亚当夏娃”的人看，得到的评价是：“仿的水货，也很简单，但比任校国的还是好多了。可以卖。”
这时候，吴氏家族的内部分工已经很清晰。吴振旺在温州管理工厂，负责设计研发和生产。吴伟在上海，负责上海地区的销售。吴辉在温州，负责温州地区的销售。很快，三弟吴晓也加入进来，和吴伟一起在上海工作(后来，吴晓退出家族生意，在上海从事金融业)。这是一个以严父为核心、运转自如的家族机器。曾经有人当着吴振旺的面开玩笑，说吴家是“革命家庭”，他也哈哈一笑了之。在吴家，各人都有自己的一摊事。吴振旺管工厂，他的妻子管工厂财务。吴伟管上海的公司，他的妻子管理上海公司的财务。吴辉管温州公司，他的妻子管理温州公司的财务。
在吴辉的记忆里，父亲是个严厉的角色，向来说一不二，几个儿子却都是“很乖顺”的孩子。照理说，父亲管工厂，两个儿子各负责一块店面销售，应该各顾各的。但事实上，吴家三块业务是一盘棋。这就是说，吴伟和吴辉负责的业务永远是工厂的“提款机”。
“2000年之前，我们一直没什么钱。”吴辉说，“那时候，我们是以店养厂。店里卖货的利润，基本上都投入到厂里了，买设备，扩大规模，买地。也跟银行借钱，还了又贷，还了又贷，好几次这样。但即使这样，还是投入大，产出小。工厂规模不大，产品报废率高，而且竞争对手慢慢也多了。”
爱侣的产品销售以国内市场为主，但是根据国外水货仿制出来的产品，往往很难满足国内客户的需求。吴伟是个有心人。他在上海开店的时候，经常和顾客交流，并且把谈话录成录音带，交给售货员学习，了解终端消费者心理。在他看来，爱侣的产品和销售存在很严重的断层。
“我在第一线，我知道消费者要什么。我把这些要求返回给厂里，要求改进，他们做出的反应却很慢。比如说，尺寸上需要改动。同样一个沙发，欧美人做下去大半边没了，我们亚洲人可以坐三四个。电机震动的频率，欧美人和亚洲人需求也不同。还有颜色，亚洲人也有自己的偏好。总之，这些要求，让厂里改一个两个还好说，要说几百个产品都修改，就很难。他们有钱宁可投到设备上，也不肯投在设计上。”
吴伟和父亲在经营理念上的分歧，已经初见端倪。 吴振旺年纪渐长，决定把工厂和整个盘子托付给长子，自己则退居幕后。在2000年的一次家庭会议上，他对吴伟说出本文开头的那句话。
很快，吴伟打点好上海的生意，举家搬回温州。他几乎住在工厂里，每天跟工人一起吃食堂。他能够吃苦，并且经常对这个世界抱之以沉默。
任校国早已经不做性用品生意了。他的办公室在奉化东郊开发区的一座热处理厂里头。前年，他以每年30万人民币的价钱把性用品工厂承包给一个下属，自己开了这家热处理厂，并开始做竹制牙刷生意。
只要坐在大班桌后面，任校国就还是当年那个他。他冲下属发火，他向秘书发号施令，他说起话来手舞足蹈。“那种厂子不赚钱是当然的咯。”他挥挥手，指的是小军(见《小军和他的充气娃娃》)的工厂，“2003年，国家放开限制，这种厂一下子多了起来。竞争一多，市场又不大，自然有人会死。”
2003年8月28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局发布《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仿真式性辅助器具不作为医疗器具管理的通知》。从此，国家对中国的性用品放松管理，不再是特殊商品，无需前置审批。
政策改变业态。此前，中国性器具的制造端基本上被“四大家族”包圆儿：辽阳的百乐、温州的爱侣、深圳的积美和深圳的夏奇。但是这项通知一出，性器具工厂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江浙和珠三角地区诞生。据任校国统计，截至目前，全国约有500个生产性用品的工厂，其中专门生产性器具的厂家就有50家，年收入能够到500万元的则不到10家。
与此相对的是，在过去的9年里，整个性用品的市场规模并没有迅速地增长。任校国把中国的性用品市场分为七大类：器具、口服壮阳、喷剂、避孕套、口服兴奋、消炎和情趣内衣。他认为，如果只算中国内销市场的线亿元人民币。其中，光避孕套这类计生产品，就要占到50亿。剩下的市场份额里，留给性器具的就非常少了。
北京春水堂商业连锁有限公司总经理蔺德刚告诉《创业家》，根据他在线上线下的销售经验，目前，中国性用品市场中，性玩具占了6成，性感服饰占2成，两性护理产品占2成，另外，情趣家居占很少份额。但就性器具这个品类而言，全国年销售额也就50亿元，线%，春水堂、桔色这样的独立电商占10%左右，京东、当当等占5%)。
一位咨询公司的创始人，他的下属们做过中国性用品行业的调研报告。他掌握的数据是：2011年，国内性用品行业的内销零售额有1200亿元，其中性器具占15%;全国有总共20万家零售店，其中30%是线年，全国各地各种性文化节和展会，有39个;从2006年到2011年，行业复合增长率是20%，到2016年，将达到30%。
一位曾经在2007年想要入行的创业者，在经历一番调研之后，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在他看来，性用品实在不是个大品目，不值得做。他的理由是——
“首先，中国人的意识形态就是不鼓励性的，这导致政策和舆论都不明朗。至少，中国的广告法明确规定，性用品不能在大众媒体上做广告。但是，性用品本身又是一个购买决策很长的品类，它需要在销售前端做很多解释劝导的拉动。其次，这个品类的重复购买率很低。一个性玩具买回家，不会经常更换。这个数字，大约只在10%左右。第三，这个行业有很多灰色地带，卖假药和口服壮阳药泛滥，风险很大。”
一个增速缓慢又竞争激烈的市场，要怎么玩下去?任校国的办法是，干脆不玩了。他举起一只竹制牙刷，说：“中国人一年消耗70亿只牙刷，我就算只做到10%，就是7亿只，那么我的估值就有10亿了。我做性器具做了十几年，到2010年，工厂一年的营收不过2000万人民币，净利润不过100万。这还是这么多年来最好的。所以说，这个行业已经到底了。”
和任校国类似的是，当年制造端四大家族之一的深圳夏奇，据说创始人已经不管，转型去做园林绿化了。
一个礼拜之后，有人带着我在北京五棵松的性用品批发市场逛了一圈。市场在一家业之峰装饰城的地下一层，外面没有一点广告牌和指示灯，如果不是有人带着，根本找不到。
“你看，爱侣、欢喜堂、欢庆堂、百乐”他指着一间间批发小店铺，“很多店面已经被卖健身器材的包下来了。人家的利润是性用品的10倍不止。”
此人矮矮胖胖，话多，热情，自来熟。他叫粟卫国，是这家批发集散地的经营者。和这个行业里的很多老人儿一样，他是医药专业背景出身，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在同仁堂干过销售，也在“亚当夏娃”待过几个月。1994年初，从“亚当夏娃”出来以后，他带人在前门大街上开了一家叫伊甸园的性保健品商店。因为地段好、变着法子做广告、在管理上也比“亚当夏娃”更成熟，这家店很快做起来了，几乎是当时全国生意最好的实体零售店之一。要说当年盛况，粟卫国能一连讲上好几十分钟。
“开业之前，我们在报纸上做个小广告，说送印度神油。结果一开门，好多老头老太太拿着油壶就来排队他们真以为印度神油就是油啊。”
“除了做零售，后来也做批发。每天来排队买东西拿货的人，都排长队。我们店对门的餐馆都发财了。”
但是后来，这种实体店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了。粟卫国逐渐退出伊甸园，又创立了一个新品牌叫欢喜堂。欢喜堂曾经最多做到二三百家店，但是现在收缩至30多家。粟卫国的老东家“亚当夏娃”曾经计划开连锁店，也想过开附属的书店卖光碟，还有过跟西班牙公司合资的想法，不过都不算成功。他的供货商之一任校国其实也开过店，还不少，五六十家，后来慢慢都收了。就连业内制造端老大深圳积美，也开过店。每家30万元的装修费，搞特许经营，。店开到312家，只有三分之一能挣钱。
即便是爱侣，吴家的零售店现在也只剩下一家，搬到温州隔岸路183号。大白天，这里冷冷清清，800平米的店铺，除了售货员在烧水喝，空无一人。不，还有两只全硅胶的充气娃娃躺在圆形的钢管床上，目瞪口呆的样子。
2012年5月初，《创业家》记者曾经在北京某家性用品商店“蹲点”一整天。他发现，其实消费者的议价能力很弱，基本上是付了钱就走，根本不会讨价还价。就单品零售价而言，一般都在批发价的基础上再加一个零。尽管如此，单品暴利并不足以支撑店主们生存下去。由于重复购买率低，而且产品体系少，一家二三十平米的小店，如果年销售额100万元的线万就差不多了，很难超过30万。在这20多万利润里，还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卖假药、壮阳药的灰色收入。有人偷偷透露说：“我们开店基本上打平成本，要赚钱，都靠卖药哎呀，玉米粉不伤身体的呀。”
任校国笑了。他挥挥手：“哎呀，跟伟哥是一样的成分啦。是药都伤身体的啦。”
“这个药，正规医院115元一颗，出厂价3毛，店里一般卖5-10块钱。”他摇摇瓶子，很快决定把这瓶不知道哪个中国地下工厂生产的假伟哥送给我，“肯定有效果的。”
粟卫国说：“太低端，中高端的没人做。产品体系少。宣传途径有限。而且店面的设计、管理、宣传、服务，这都是一个系统工程。一般开店的都是看见什么挣钱卖什么，毫无章法。尤其1997年伟哥进来以后，对于行业影响很大，很多人都开始靠卖假药了，不规范。”
1996年1月，粟卫国在北京三味书屋组织了一个行业会议。当时，来了80多个人。之后，他开始筹备成立中国性保健协会。几年下来，他的精力和心思老早就不在那些零售店上。他做批发的买卖挣钱，通过办展会和性文化节挣钱，还在张罗制定行业国家标准的事儿。
“行业标准包括产品原材料安全性标准，硅胶是否安全无毒，电子件是否合格。包装设计标准，不能太暴露、色情。销售标准，店里不是什么都能卖，保健品和药品就要看是否要归到药房渠道。”
不过，粟卫国也说，这么多年了，这个国家标准始终千呼万唤不出来，大家也很为难。标准就是壁垒，定高了吧，只有少数几家能存活，行业就死光光，定低了吧，又没有一点意义。
妥协之中，中国的性用品行业始终乱相丛生，没有主心骨和安全感。有个女孩告诉我，曾经出于好奇在淘宝上买了一个振动棒。结果，货到手一拆开，那股味儿都刺鼻，再用手一碰，黏黏的，“洗手都要洗十分钟。”她说，“哪里还敢在身上用。”
当然，也有像春水堂、桔色、性事良品和枕边游戏这样的中高端渠道品牌。不过，所有人也都在观望。从2007年开始，就陆陆续续有风投找到春水堂，想要投资，但是看过之后，又都放弃了。
“除了政策瓶颈，主要还是行业太散，没有大公司，资金来了也装不住。”蔺德刚说，“零售端要有投资进来，还得等规模，至少年销售要上四五千万元吧。”
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名叫《成人之美》。在书的序言里，性社会学家方刚写道：“和德刚交往中，他有一段话令我一直印象深刻他说，自己从事性用品销售这行当后，心中多年看不到阳光一层是自己的行业不在阳光中，不好意思对别人说;另一层，是感觉自己的行业没有前途，看不到赚钱的阳光。”
当浮层化现象严重时，我们遇到的挑战是，出的主意没有太大实操价值，从事实际操作的人…
恒大与拜仁这场比赛太有价值，展现了自己，也终于真刀真枪下看清了自己，更成为一把标尺…
人的生命本无意义，是学习和实践赋予了它意义。应该把学习作为人生的习惯和信仰。
幸福是什么？当你功成名就时，发现成功不会让你幸福，和人分享才会。当你赚到很多钱时…